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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8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鸟巢总决赛,于10月7日落下帷幕,旦增尼玛以大比分获得冠军,成为好声音历届以来难得的没有争议的冠军得主。
  美,一定具有通感。李健战队清晰而完美地为受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冠军标杆。这是本届好声音的最大收获。
  而这在7强诞生之前是无法想象的—当时李健团队几近全军覆没。他们只是安静地歌唱,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—直到康树龙被谢霆锋团队一个小女生大比分打败,才猛然一惊!人们发现李健当时就急红了眼。李健战队顿时危机四伏。不想这反倒激发了旦增尼玛的斗志,他本来看起来很有些怯懦。而李健师徒并没有惊慌失措,反而把自己放在了最低处,暗暗盯紧了竞争的目标。也许正是这种忍而不乱的努力,给歌声注入了深沉的内涵。人们发现旦增在决赛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稳健地发挥,其歌声不失空灵绝尘音色的同时,将内容在低回宛转中演绎得十分耐听,一次次给受众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  好歌声的另一个看点是周杰伦战队的宿涵,这个“清华骄子”的才华,张扬恣肆得简直是爆棚。更厉害的是,他动用人工智能写歌,如《止战之殇》的歌词就是用AI来写的—输入“深渊、噩梦、绝望、战争”这样的关键词,内容就自动生成了。这听起来饶有趣味,应该说成功地引发了新生代极大的好奇心。但是为何观众最终没有买账?虽然“人气之王”—周杰伦竞冠心切,宿涵最终只落个第四的名分—这也令人大感意外。
  最后与旦增尼玛争夺桂冠的是哈林战队的黎真吾。一如他的名字,这是个用生命呐喊的歌手,每每唱到最后的仰天长啸,也成了受众稳定的期待,连哈林最后也放弃了让“他不必喊”的努力,改说:“何必改变他?”最终,大比分落后于旦增尼玛,名列第二。
  第三名获得者是谢霆锋战队的刘郡格—一位“灰姑娘”一样的大女孩,一直躲在舞台的背后唱和声,在海选中被“王子”谢霆锋慧“耳”发现,直接给了张到现场盲选的直通票。而五强的末名是周兴才让,一样有爆发原力,但最终在民族与流行的融合中迷失,影响了歌声的感染力。
  如果总结一下:旦增尼玛的歌声,是灵魂的呼唤;黎真吾的歌声,是生命的呐喊;刘郡格的歌声,是梦想的憧憬;宿涵的歌声,是智能的炫技;周兴才让的歌声,是犹疑中的探索。他们的歌声各有感染力,但最终是灵魂歌者获得更大的共鸣。
  相比较于其他选手的专业历练,旦增几乎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,现场发挥总是让人为他暗暗捏上一把汗,但是,就是这个最具有不确定性的歌者,在儒生一般模样的专业老师指导下,竟然站在了最高处。那首李健亲自给旦增尼玛编改的歌曲《喜马拉雅的孩子谜一样的天边流浪记》,获得了评审团的极大认可。
  一个乐评人说:“少数民族的歌手声带机能太强了,自学声乐都能完美打通最难的第一二换声区”;另一位乐评人则指出,旦增唱的最后一首歌的灵魂,就在于“海岛异乡”的思绪表达,一个没有故乡故土情怀的人是唱不好这类歌曲的。而旦增尼玛自己说:之所以在演唱流行歌曲时融入了“藏腔”技巧,正是想把自己民族的唱腔、家乡小调带给更多人听,这让他的歌声与原曲的意境不谋而合。
  比较之下,周杰伦为两位决赛歌手选的歌曲《饕餮》《本草纲目》等,民族文化符号无不彰显,但最终因形式大于内容、技巧堆砌、方法雷同,随着受众的好奇心渐渐弱化,让歌声的魅力大打折扣。
  而16岁进入大学,年仅24岁的宿涵,已经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四年级博士生。虽然离毕业还有一年,但宿涵已经把自己的未来计划和音乐绑在了一起:做音乐,用AI做音乐。即用技术去推广音乐和传播音乐之美,他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清华学子,所选择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式。
  这自然令我们期待。但这场比赛已经给我们很多关于未来的深刻暗示—
  “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界面前。”开篇引自泰戈尔的这句话,源于这样的背景:
  1969年,刚刚获得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—亚洲第三位获奖者,应邀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做了名为《美的存在与发现》的演讲。他特别提到了亚洲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(1913年)、印度诗人泰戈尔对他的影响。
  1916年泰戈尔应邀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作了题为《日本精神》的讲演,当时川端康成还是一位旧制中学的学生,他被泰戈尔的一段话深深触动:
  “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界面前。假如什么都不展示,可以说这是民族的罪恶,比死亡还要坏,人类历史对此也是不会宽恕的。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最上层的东西,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—高洁的灵魂。要抱有伟大的胸怀,超越眼前局部的需要,自觉地承担起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奉献给世界。”
  泰戈尔特别指出了东方之美的不同,以及对于世界文明的意义。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助找到日本文化的价值:“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外来者的责任,就是要让日本重新忆起:日本发展了一种视觉,从美中发现真理,从真理中发现美。日本正确而明确地树立了一种完美的东西。那是什么东西呢?外国人比你们自身更容易理解。对全人类来说,它无疑是至为宝贵的。在许多民族中,日本不仅是从单纯适应能力出发,而且是从内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。”
  泰戈尔之于川端康成,正如李健之于旦增尼玛,暗合了一种文化的发现规律。
  接下来的几句话才是最重要的:“灵魂的永远自由,存在于爱之中。伟大的东西,存在于细致之中。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中发现的。”
  这是泰戈尔在给川端康成赋能吗?
  这让我们联想到10月中旬,叶茂中携着他重印9次的《冲突》一书来到《销售与市场》杂志社交流的情景。他笑言道:“德鲁克说企业的基本职能就是营销和创新,营销的本质就是创造顾客,但他没有说如何创造、创新,现在我来回答他,就是制造‘冲突’,在冲突中产生需求。”
  这就是营销人的使命。如果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可以物质化、具象化(文化的承载之一),那不就是中国制造、中国品牌的存在理由吗?走过近30年的中国营销,如何真正走上国际化“营销中国”—将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界面前?
  若使命加身,也有两个途径必达:为品牌赋魂,为灵魂赋能。
  这是一项永续的工程。

本文刊载于《销售与市场》杂志营销版(原渠道版)2018年11期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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