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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慈欣在国际上又火一把是在2018年11月8日,他获得了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。克拉克大奖不定期举办,本次终生成就奖颁给了高通创始人、慈善家欧文·雅各布斯,创新奖颁给了科学家吉尔·塔特。
  刘慈欣是首位获得克拉克奖的中国人。3年前刘慈欣蟾宫折桂,获得第73届雨果奖,也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首次获得该项大奖。
  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从未停止,世界也一直向中国敞开着大门。
  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在人们纷纷诟病中国当代文学时,文学的未来已经在大洋彼岸悄然突破,突破者的职业身份竟然是“高级工程师”。
  刘慈欣能够走上世界舞台,《三体》的英文翻译—美籍华人刘宇昆居功至伟,他的身份更加难以界定:技术宅/律师/科幻作家/科幻翻译家,俗称斜杠青年Slash,他本人就获得过两次雨果奖。
  而刘慈欣在国内迅速走红却是来自新商业王国—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们的追捧。无论职业、行业,一场跨界融合正在全方位深度覆盖,科技、工业、商业与文学等跨界“合谋”的趋势已经扑面而来。
  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个信息:世界某知名脑接口公司正在抢滩中国市场,快节奏签约各省市总代理商时,还签约了一家尚未显山露水的内容制作商。这便是新营销的趋势。当传统的线下优势和互联网的线上优势拥抱时,我们期待已久的供给侧曙光才真正穿透了黑暗。
  曾经被营销学者念念不忘的营销的根本—前向一体化,以消费需求为导向;后向一体化,以技术为导向,产业链价值整合时代终于到来了!而之前被人们诟病的价格战泥淖、被人们质疑中国造不出一口好锅甚至一只好调羹的尴尬,终于可以破解了。
  10年前,包政教授在《销售与市场》2008年第1期营销版著文说,营销的根本就是建立持续交易的基础,“如果我们不能在‘营销策略’和‘营销功能’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,其直接的后果,看一下我们企业的市场部门就清楚了。这些部门几近无事可做,是一个十足的‘委托部门’”。
  陈春花教授也在同期专栏中讲道:“我在更多的场合批评中国企业的市场研究部可以改名为‘同行研究部’,研究的成果就是产品、服务、营销在市场上的高度雷同。”
  如果再往前数10年,1998年《销售与市场》第4期,恰好刊发了吴曼先生(即本期作者吴越舟)的文章《市场部在中国企业的诞生》,在当时曾经引起了极大关注与反响。
  令人深思的是,如果以2008年为节点,往后数10年后,也就是在2018年12月第16届中国营销盛典上,作为演讲嘉宾之一的屈红林先生却提出了“取消市场部”的建议—因为基于移动互联网下的组织变革开始了。
  变与不变,皆是营销正解。“消灭你,和你无关”(《三体》),一场以技术为前提的产业变革下,组织法则在重配,组织的边界在消失,产品的功能在突破。“一是产品的技术含量;二是营销过程中的技术含量。拥抱科技,洞察人性,始终是营销最根本的两个方面。”(博世郭立新)
  凯文·凯利先生说,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七种生命体存在方式,如今这种存在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现自我复制与进化—和植物、动物、原生生物、真菌、原细菌、真细菌这六种生命体惊人地相似。
  但是现实中,技术渗透的领域却常常令人困惑,一些得先机者会告诉你下一个风口在哪里,然后你就成为龙卷风镜像构成元素之一;另一些得道者则告诉你本质未变,大机遇到来时更需要定力,请回归基本。这也正是任正非一再警告华为在大机遇面前更需要定力的原因—不能沉溺于一场技术迷信中无法回路。
  也正如刘慈欣在克拉克奖获奖致词中说的:“信息技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,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,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,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,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,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。这像有一句话说的,‘说好的星辰大海,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’。”
  这就是互联网下半场的要义—正如包政教授在《互联网的本质》一书中继续思考的:互联网为何而来?它是冲着供应和需求的背离而来!作为上帝的一种恩赐,它绝不是为了某些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,而是为了解决以往产业社会造成的一种恶果,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供求背离的问题。因为供求背离(经济危机等)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,威胁到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。这是大事,这是天道,这是互联网创新真正的方向。
  在被问及技术之于营销的意义时,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白刚教授认为: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正在从微笑曲线的底端转向两端,中国制造的新旧动能正在转化,从依赖成本优势向依赖技术优势转变,企业的经营逻辑从规模经济向协同经济转变。对于企业来说,是时候两条路线走路了—一条是从技术端培育核心能力,然后围绕核心能力做垂直整合;另一条道路就是直接做品牌,然后以此反向整合核心技术。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,或者统一于市场,或者统一于技术,最好两者兼具。
  美国知名脑接口公司BrainCo首席运营官俞雷先生则认为:“技术比任何特征都能代表一个时代,它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,当然也对中国的营销进步有重要意义。”
  他进一步阐释说:“中国营销发端于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,信息革命迅猛变化的背景,也使得中国营销的面貌日新月异。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营销的根本驱动大多在于技术的发展变化,从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传媒业到21世纪初的互联网发展,再到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兴盛,或是未来可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,营销的发展都没有离开这样的技术、社会背景。正因为中国营销有着这样的‘历史’,所以中国的营销几乎一开始就脱离了大工业的窠臼,因为信息革命的到来而变得激烈。及至移动互联网的时代,变化迅速几乎已经成为中国营销的标签式风格,这也是和中国营销的产生时代分不开的。”
  俞雷先生站在世界的视角下观照中国营销,他不认同中国没有技术之说,事实上,“中国的技术从无到有,只用了极短的一段历史时间,尤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,这方面的技术几乎只存在于中美G2之间的竞争,全球其他地区已经明显落伍。人工智能时代,不仅会推动中国科技的进步,对营销的影响亦是同步的。”
  我们总是锲而不舍地追问“中国营销的脉络”,虽然尚无暇或者无力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,其实它在实践中从未中断,在思考者那里也一直或明或暗地呈现。就如《销售与市场》营销版编辑部关于2019年栏目设置的讨论,以“反映中国营销主流,引领中国营销潮流,见证并推动中国营销进步”为使命宗旨,如何持续连接天下营销智慧为中国市场未来赋能?传统营销4P如何在一场抵达后回路?正如高建华先生说的:传统企业的成功一定在线上,互联网企业的成功一定在线下。
  忽然再次联想到杭州一次笔会上的让人大开脑洞的故事。夜深人静,一群科幻作家坐在西湖岸边神侃,有人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:“如何毁灭眼前这座城市?”一番天马行空的想象后,刘慈欣给出这样的答案:“把三维的西湖风景二维化,变成一幅水墨山水图;然后再一维化,变成一根细细的杭州丝绸。然后将这根线一抽……”后来我们知道,这就是被雷军推崇的“降维打击”。
  “以点带面,从线到片,逐步形成大合作”,这也正是中国提出的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的设计思路。
  “真理是一根线织成的布”(稻盛和夫)。线上线下、前线后线、明线伏线、微笑曲线、草蛇灰线……2019年,中国营销,在线有约。

本文刊载于《销售与市场》杂志营销版(原渠道版)2019年01期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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